■ 丁 香                    

　　盐边作为县或准县级政区名，始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之将盐源县属阿所拉巡检司升级为盐边厅。此名之含义，未见有文献解释。窃意以为很可能是因柏林山之北有盐井，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盐井卫为盐源县，而阿所拉在柏林山之南，傍于盐井或盐源县之边，故称此新设之厅为盐边吧。厅立未久，进入民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政府督令地方修志，故有《盐边厅乡土志》之作。因之后直至划入攀枝花市后修新志之前，盐边再未修志，故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盐边厅升县后，此志就成了民国所修县志，而且是海内孤本。

　　《盐边厅乡土志》的编纂者为杨松年。杨松年原名松月，字如椿，号劲秋，或写作镜秋，拉鹿河（今盐边温泉乡）人。他大约生于同治（公元1862-1874）末年或光绪（公元1875-1908）初年，卒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6年）。杨松年系贵州移民后裔。其父名太然，母李氏。他自幼攻读诗书，励志科举，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中丁酉科举人，选任四川长宁县教谕。辛亥革命后，杨松年先后在长宁、盐源、阿所拉等地任校长、教习、视学等职。后以资历和劳绩，保奖为五品衔，成为知县候补人，但始终未被补用。民初，杨正在乡里从教，是当地最高学位（举人）和最高官职（候补知县）的著名缙绅，遂被延聘编纂盐边志书。

　　现引《盐边厅乡土志·叙》，以见当时建政和修志的背景和缘由：盐边“厅境旧隶盐源，统名山后，为蛮夷巢窟，各酋长分境而治，虽俨然有土地、人民、政事，而纪载阙如。清雍正六年，设盐源县。山后距（县）城三百余里，阻以重岗，自为风气，仍等诸羁縻而已。自时厥后，渐有川南北汉族流寓，继而各省接踵，若滇，若黔，若楚，若吴，若鲁、燕、赵，几乎无省不具。以其地旷人稀，谋生较易，故虽时时受土蛮抢劫肆毒，弗忍舍而之他。嘉庆二十一年，设巡检、千总各一员，驻阿所拉。权轻不足以资治理，势豪猾胥且因缘以为奸利，滋为民害，县官鞭长莫及，自岩口以下，水深火热、不见天日殆数十百年。宣统元年，以盐源县令容谦甫君之请，升为厅治，民困稍苏。然以劫余之民，当新造之厅，百端待举，礼乐未遑。顷奉政府令，索乡土志甚急。文献既无征，调查又不暇，且以松年之谫陋，奚足从言纪载，惟迫于政府令限之严，厅长属望之殷，姑就闻见所及，并采盐源旧志，草草塞责。若夫改良正谬，踵事增华，尚待后之君子。民国元年壬子十一月厅人杨松年弁言。” 

　　盐边地方汉名山后，夷称阿所拉。中原西汉王朝虽曾在这里设置过大笮县，唐王朝初期也曾在此建立过牢州治所的松外县和牢州废后的昌明县，但皆属羁縻性质，且之后即长期被少数民族占领。元明以后，实行的土官、土司政策，也是间接统治。古代的汉族移民，由于人数不多，加之时日一久，难免夷化。故杨松年说在盐井卫改盐源县前，阿所拉境属少数民族区域，基本没有汉人居住，雍正六年之后，才开始有并继而有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迁入。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置巡检司后，至升厅时，虽已历经87年，但由于山高水深，地处僻远，交通闭塞，经济和社会发展仍很滞后。特别是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动乱频仍，社会动荡，更影响了地方的进步。宣统元年升厅时，全厅设有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南七个区。“西北、东北悉榛莽，生蛮出没，野兽纵横，人迹罕到。富庶首推南区之棉花地（同德），其次则西区之永兴场，绅商仕宦在焉。余虽有市场，筚路蓝缕，弥望萧条。”（《盐边厅乡土志》语）正是在这种环境和人文条件下，政府对修志时限要求又急又严，杨松年接受修志任务，用时不到一年，编纂成志，名之曰《盐边厅乡土志》。志成后，又由杨松年亲自楷书抄写，于民国元年十一月刊印成册后，上呈政府。

　　《盐边厅乡土志》的篇幅不长，只有48印页，共约15，000字。涉及的内容或类目有：叙、建置沿革、疆域、区划、道里、山（有内容，无标目）、川、胜景、古迹、物产、制造、救荒、官制、钱粮、营建志（城池无）、庙宇、教堂、公署、桥梁、石坊、塔、土寨、风俗志冠婚丧祭、饮食宫室车服器用、岁时、会场、夷俗、附种族、儒林、仕宦、节孝、义勇、职官题名、职官政绩、土司、贡物。

　　不难看出，上列内容标目颇欠条理，只题有营建志、风俗志，其他概未归类。其修志思想、理念，采用的体例，罗列的类目，均未超出封建旧志范畴。一般方志均是本土地里和地方历史并重，而《盐边厅乡土志》却详于地理而略于历史。特别是志书必不可少的田赋、户口，此志也竟阙如。究其原因，是由于无本土资料，多摘用《盐源县志》所载。田地、户口、赋役虽有总数，但无下辖地方的单列数，故盐边分出后，一时无据；境内土司遍布，夷汉杂处，情况复杂，难以清查；而厅署胥吏少，修志人员少，经费少，又无人无力调查采访；再就是官府督办，时间紧迫。杨松年在叙中所云，虽不无谦词，但说的确是大实话，即时间仓促，本土“文献无征，调查又不暇……仅就闻见所及，并采盐源旧志，草草塞责。”由此看来，我们应理解杨松年之处境和苦衷，不应过多对他编纂的志书求全责备。

　　尽管《盐边厅乡土志》简略，有所不足，但也自有其特点，也是它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数端：

　　明于境内山脉走向。盐边“厅境层峦叠巘，跬步皆山，纵横错杂，多至不可指数。其最高大而延长者曰柏林山。厅属山脉概由此发生，略分东、西、中东、中西四大支。”然后分列各支走向及各山名称。这同我们现在经过实测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同，民初科技手段有限，能做到这样，难能可贵。

　　详记道路里程。境内山道崎岖，羊肠盘结。杨松年详细记载了从东至西、自东南至西北、由西南至东北所经村落及里数。如云“新庄到把关河三十里，把关河到棉花地三十里，棉花地到丙亨十里，丙亨到冷水菁梁子二十里，冷水菁梁子到新开田十五里，新开田到双龙场十里，双龙场到鱼门二十里，鱼门到城（盐边原县城）二十里。” 

　　细列物产品种。其篇幅占全志五分之一。物产细分为稻属、黍属、粟属、菽属、麻属、蔬属、果属、木属、竹属、花属、草属、药属、金属、石属、水属、毛属、羽属、鳞属、介属、倮属、虫属、货属等。在各属之下，皆详列各物名称。细则细矣，其中也有值得商榷者。如其水属之物产，指的竟是“硝水、热水（终年常沸）、混水（四季不清）、温水（终年不冷，热度稍次）”，不觉使人莞尔。

　　关注汉夷风俗。这方面的文字不少，也略占全志五分之一篇幅。志在风俗总论之后，分别叙述汉民的冠婚丧祭，饮食宫室车服器用，岁时，会场，夷俗，并附有种族。志载境内有少数民族七种，即“摆夷”（傣）、西番（留川者后融入藏，入云南者今称普米）、“摩梭”（纳西）、“倮猡”（彝）、苗子、“力些”（傈僳）、回子。其述夷俗云：“夷民最恭顺，事其长官（土司）惟谨，劳役征取，无所辞避。入谒必膝行，有献擎于首跪进。遇于道，扶服（俯伏）莫敢仰视。婚丧年节，一豕之割，鲜熟必先献而后食。畋猎所获，毛角莫敢私藏……诸夷本类婚姻，聘定论财，以牛羊为礼。有事，以艾炙羊膀卜吉凶。疾病不服药，延番僧作佛事，或以刀针刺血，或以蚂蝗咬痛处，疔疮则用蜘蛛咬之，亦颇有效。”又言：“夷人每逢喜庆事，则跳锅桩。男女十余人，各衣新衣荷包巾帕之属，装束盛饰，置酒菜于锅中（若无锅之处，则但置酒菜于中），牵手围绕而转，且跳且歌，一人或二人吹芦笙，声容相应，谓之跳锅桩。初转徐行，再转小跃行，三转大跃行，皮履相击，鞠踏成声。跳一转，饮啖一轮，嘻笑喧豗，良久乃罢。夜间则燃松柴一堆，绕火而行。所歌之词，概系夷音，汉人闻之，不甚了了。”

　　颂扬清官能吏。志载阿所拉巡检司存在的83年（嘉庆二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四年）间，前后任巡检者共有43人。其中，光绪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公元1899--1900年）在任的侯其昌，清廉干练，政绩优异，声誉卓著，民众呼为“侯青天”。他的“德政碑星罗棋布，匪屡扑之，而民屡起之，公道自在，人心不容诬也。其碑联有云：解我倒悬，公来何暮；于民有济，官不在高。”杨松年称赞道：“清廷佐贰中有此，岂非铁中铮铮，镛中佼佼者耶！” 志又记奉命设厅的首任通判黄振坤之事迹，说他是“清吏中不可多得之官。”这虽是百年前事，且时代不同，但史可为镜，志能寓教，后之为官是境者，未尝不可从此中得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