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一到寒暑假就会有大批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去练习武术；如果不是高水平的比赛，谁还愿意坐上看台；从戴的帽子到穿的鞋子，许多人都已经以运动品牌来武装自己。

　　“非正当”的武术

　　上世纪70年代，攀枝花市爱好武术的人，都会被当地派出所挂号登记，作为重点监管对象。练习武术和教授武术被认为是“非正当”，武术器械被要求统一上缴，不允许私藏。

　　1975年，朱梅霞从成都来到米易湾丘干校学习，1976年调到当时的渡口市体委。“我自己也喜欢武术的，调到体委工作以后，就想找个机会，让武术回复到正常状态。”朱梅霞所期盼的机会，在不久之后到来了。

　　“到了1978年，看当时的环境有了一些变化，我就找到原渡口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说明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开展武术活动本身就是一项正常的体育活动。”朱梅霞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应。不久后，各地派出所便将原先收缴的武术器械归还了所有者。

　　虽然恢复了正常，但是被禁闭多年之后，武术已少有人问津。于是，朱梅霞便召集了一批武术爱好者，组成表演队，开始在市内各地巡回表演。1979年，朱梅霞又在体校组织建立了一个业余武术培训班，闲置多年的少儿武术培训又恢复了生机。同年，这支成立不久的少儿武术班，在省运会上获得了少儿武术比赛第六名。

　　1983年1月，市武术协会成立，朱梅霞任常务副秘书长。1986年朱梅霞退休，    此后一直致力于我市老年体育运动的发展。据统计，1983年至2005年间，市少儿武术队在省级比赛中取得金牌31枚、银牌38枚、铜牌59枚，为省武术队和大专院校输送运动员48名。

　　在灯光球场看比赛

　　1974年，位于渡口桥南大渡口街中段的灯光球场建成，在这个占地5000平方米、可容1000余观众的球场看上一场篮球比赛，竟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们忙碌一天之后最为期待的事情。

　　1976年，当时的渡口市交通指挥部到宜宾体校招募了一批女子篮球运动员，这批运动员一来到攀枝花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受过专业训练，就当时来说，我们的水平算是很高的，一些男队员和我们打都不一定打得赢。所以每次我们一在灯光球场打比赛，都是挤满了的人。”作为这支女篮主力之一，罗维娟感受到了万众瞩目的幸福。

　　鉴于交通招募的这批专业篮球队员对丰富当时的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后，攀钢、攀矿、百货等企业也纷纷到省内各重点体校招募篮球运动员，成立各自的篮球队，相互间比赛、切磋不断，使得观看篮球比赛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重要精神食粮。

　　1977年，当时的渡口市体委以市政府的名义，抽调了各支篮球队中的优秀运动员，组成渡口市女子篮球队，开始了“南征北战”般的外出比赛历程，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直到1985年，由于后备人员缺乏、政府财政全额供养球队机制变化等原因，这支风靡一时的女子篮球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但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当时相比有了极大的提高，休闲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如果不是全国皮划艇激流回旋精英赛、全国垒球锦标赛、全国乒超联赛等高水平赛事，谁还愿意再坐上看台。

　　体育功能性增强

　　“要说变化，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的观念转变了，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在七八十年代，如果你不是运动员，又有事没事都穿着一身运动服装，人家肯定要认为你是脑壳有问题。但现在不一样了，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喜欢穿着运动服装了。”从事社会体育工作已经20余年的李润祥说道，这些变化得益于国家对社会体育发展的重视。

　　1994年6月全国开始施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这些对群众性体育运动发展的目的、目标和内容都作了具体的要求。我市经过10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经有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3人、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00人、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278人、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382人。市、县两级都成立了全民健身委员会，做到了“青少年以学校为重点、农村以乡镇为重点、城市以社区为重点”，围绕青少年、职工、老年人、农民、妇女群体开展全民健身工作。

　　“在体育项目上，以前是竞技性项目比较多，比如像篮球、足球、拔河等；而现在则是休闲娱乐性的项目比较多，人们更多地看重在从事这些体育项目的同时，得到挑战自我、交友、舒缓工作压力的享受，体育的功能性得到增强。”李润祥说道。

　　社会体育得到发展，催生了体育市场的繁荣。最近10多年来，体育健身、体育服饰、体育用品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面前，而随着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政府部门对体育市场的管理，也从大包大揽走向了以引导和服务为主要作用的过程。

　　■ 攀枝花日报记者 耿薛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