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代文献记载匮乏，致使攀枝花历史面貌模糊。自1980年始，经过考古调查、试掘，大量珍贵的历史遗存露面，开始展示攀枝花鲜为人知的过去，考古研究也逐步深入，为再现攀枝花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并对整个金沙江流域古文化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尤为突出和卓见成效的是先秦历史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攀枝花地区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三个历史时期文化遗存。 

     攀枝花已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主要分布在仁和区民政、平江乡一线的金沙江沿岸地带，包括洞穴遗址，以已经试掘的回龙湾洞穴遗址为代表，其余遗存地点相距不远，目前看，均系回龙洞文化的延伸。回龙洞是一处古人类长时间居住、生活过的遗址，洞内文化层厚达2米，分灰、红两色堆积。试掘时发现众多精制的石、骨器和其它遗物遗迹。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穿孔器、石锤等，余者大量系石片、石核、石叶等石制品。骨器为：骨针、骨椎、骨镞等。出土的动物化石计有：熊、豹、象、犀、牛、鹿、鼠等近20个种属，另见火塘、灰坑等遗迹。发现的各种类型的打制石器中，南、北方石器特征、工艺技术都有所显示，形制趋于小型化。这处非常罕见的、距今2万年至1.5万年前后的古人类生存沉积，将攀枝花地区的人类居住历史推前到2万年前。文化面貌呈现旧石器晚期特征，文化内涵则包含着南、北文化因素，显示出一种发展、融合、变化的趋势。回龙洞遗址的发现与试掘，为研究金沙江流域旧石器晚期文化形态，堆积特征以及南、北文化交往、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攀枝花洞穴考古上的一次突破，在西南旧石器晚期考古研究上应有重要位置。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始文明期。攀枝花境内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在集有磨制石器采集点和遗址两类。零散采集的石器，分布面广，遍及各个乡镇。器形为：斧、锛、刀、凿等，加工规整，打磨光滑。寻觅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红星遗址(盐边惠民)、下湾遗址(仁和新生)、挂榜遗址(米易挂榜)、袁家堡遗址(米易丙谷)等四处。文化堆积厚度均在1米之内，为新石器文化期人类长期生活的村落遗址(目前尚未发掘)。各遗址采集的陶器碎片，以夹砂陶占绝对多数。可分辨器形有：罐、碗等。在新生下湾遗址还发现红烧土面遗迹。另外，值得重视的是，仁和平江席草坪洞穴发掘时，意外地出土了一批破碎陶片，其中见有少量火候偏高、质地坚硬的印纹陶片。上述散集石器和4处遗址，均属新石器晚期文化范畴，年代约在距今4000年至3000年间，文化面貌同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相似，受西北原始文化影响颇深。席草坪洞穴出土的残碎陶片，特征有别，尤其是印纹陶的出现，系受东南原始文化影响的产物，年代可能偏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充分证实其时攀枝花地界氏族集团频繁活动的历史，反映了早晚不同阶段、东南和西北两大区域原始文化影响攀枝花的复杂关系，极大地丰富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内容。

     青铜时代的代表性文化遗存是各种类型的青铜制品。在攀枝花所辖的盐边、米易和仁和，先后收集到近20件青铜器。它们多数出土地点明确，为古代墓葬之随葬品。发现的青铜器大都是生产、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可分三大类，兵器类有：铜剑、铜矛、铜戈、铜钺；工具系：铜斧、铜刀、铜锄；装饰品类仅见铜手镯。其中兵器数量最多。青铜器的冶铜铸制工艺成熟，纹饰特征突出，显露出十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器形90%与滇西地区青铜器类似，文化面貌一致，表明活动在攀枝花的山地民族同滇西主体民族系同一民族集团成员。少数有明显蜀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系受蜀文化影响产生的仿制品。这批距今2000多年(相当于中原战国—西汉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确立了攀枝花青铜时代历史。文化内涵出现不同文化因素交汇现象，反映了古代滇西与蜀地民族长期存在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是滇、蜀古道沟通的重要例证。因之，在金沙江中游青铜文化研究上有着重要作用。 
     攀枝花早期考古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区域(地方)性特征，又反映出复杂的文化关系。新石器文化期或青铜文化期，地理位置毗邻的攀枝花与滇西地区，活动的氏族、部落或民族，生活方式近同，文化结构相似，存在显著的共性，归入滇西区域文化系统。但这绝非是说文化关系十分单纯。由于地处古代通道区域，历史上众多氏族或民族的迁徙活动和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给攀枝花印染、融入层层异地文化色彩，各史期文化内涵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就是例证。回龙洞文化沉积期，可见到北方石器工艺特点及因素，表明北方或西北原始人群南下迁移活动已告开始。新石器阶段，西北原始文化继续南下，东南文化途径云南北上(以印纺陶为特征)，影响波及金沙江河谷。攀枝花位于交汇地区之内，融入两大区域文化因素。青铜文化期，西北民族南迁浪潮不息，而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已全线贯通，川西平原的蜀文化沿安宁河而下直达滇西，攀枝花受其强烈影响。故此，在西北青铜文化交融于金沙江中游之际，蜀文化因素逐渐显现，等等。这种南来北往，相互交融带来的文化传播，不仅形成复杂的文化关系，亦给古通道地区文化遗存增添了特色。因其反映了攀枝花早期民族迁徙、区域经济文化往来等问题，尤为值得注意和研究。

     攀枝花早期古文化，划分为具有不同历史特征和社会面貌的三个历史时代。在文化性质上分属：旧石器、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代表着三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因此，明确为各自独立的历史分期文化，但归入一个历史过程，它们作为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二个发展阶段和金属时代的开端期，又系上下连接的几级历史阶梯，即三个发展时期。按照文化遗存的时间顺序：距今2万年(回龙洞红土文化层)、1.5万年(回龙洞灰土文化层)、约1万年左右(格里坪等旧石器地点)、4000年至3000千间(新石器遗址)、2000多年前(青铜文化遗物)，大至展现了从距今2万年到2000多年前，历史进程的隐约轮廓。依据三个史期和五个时间阶段，初步建立起攀枝花先秦时期历史框架和发展的粗略序列，迈出了综合序列研究的第一步，为史学研究的系统化创造了条件。攀枝花先秦时期历史的完整性已不容置疑。 

     先秦史实再现，填补了攀枝花早期历史空白，结束了长期无史可寻的误解，使地方史研究有据可依，在其它许多学科的研究上亦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攀枝花先秦时期古文化遗存，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