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７月７日，９４岁的老船工张朝满告别了人生。至此，当年帮助红军巧渡金沙江的３６位船工全部辞世。

　　较 量

　　在老红军黄家祥的记忆里，遵义会议后的那个春天是自长征后心里最明朗的日子。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黄家祥说：“红军就像忽然获得了新生命一样。”

　　１９３５年４月６日，红军兵临贵阳。与神出鬼没、从容进击的红军相比，处于对决另一极的蒋介石如坐针毡。

　　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坐镇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

　　而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

　　重重敌军间，红军反向穿插，乘虚直进云南。

　　“红军进军之迅速，甚至连国民党的侦察飞机也不相信。”８９岁的杨世林当时是红１军团警备连的战士。他记得部队行军到云南马龙时，天空出现了国民党一个中队的飞机，“但没扔炸弹就又飞走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敌机根本就没料到红军已深入云南腹地。

　　４月２７日，红军逼近昆明，前锋离城仅７．５公里。昆明守军顿成惊弓之鸟。

　　“因为城内空虚，‘云南王’龙云惊恐万分，不敢离城一步，死守待援。我们则在城外养精蓄锐，洗补衣服，编打草鞋，还扩充了不少新兵。”杨世林说，“从遵义出发后，三个月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全部解除。”

　　然而，红军的意图并不在昆明。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毛泽东只想使蒋介石和龙云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如同威逼贵阳时一样，他的目标是北渡金沙江。”

　　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３个团保卫昆明，一下子使金沙江变成了几乎不设防的地带。

　　４月２９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抢渡金沙江命令。毛泽东提议，兵分三路，以每日不少于５０公里的速度，飞奔最近的三个渡口——龙街、皎平和洪门。

　　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认定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急忙下令毁船封江。

　　夺 船

　　绕过昆明的红军飞驰电掣，全速插向昆明西北２００公里外的金沙江。

　　“当时，部队提出了‘渡过金沙江，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并编了一首渡江动员歌教大家唱。”直到今天，杨世林还能记起那激动人心的歌声：金沙江流水响丁当，我们红军来渡江……

　　１９３５年５月１日，注定要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富有戏剧色彩的一天。

　　承担中央红军左纵队开路先锋的红１军团２师４团兵分三路，乔装成中央军奔赴云南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受到３县县长和军警官绅的“热烈欢迎”。

　　红４团政委杨成武生前回忆：红军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三座县城，并控制了龙街渡。

　　担负中路夺取皎平渡任务的是中央纵队干部团。

　　“干部团成员都是排以上干部，一直担任着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使用。”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前夕，中央红军把苏区红军学校进行合编，改名为干部团，随军办学。

　　５月２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干部团先锋营，以一昼夜行军１００余公里的速度，于第二天赶至皎平渡。

　　红军渡江纪念馆管理员张绍学告诉记者，皎平渡当时由彝族金土司管辖。接到“封渡”命令，金土司派人把所有船只都划到了北岸四川境内藏了起来。半夜时分，金土司的弟弟金利汉犯了大烟瘾，派一个长工划船过来拿大烟，正好被赶到渡口的红军逮了个正着。

　　在当地船工的协助下，红军又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乘着这两条小船，２４名红军连夜过江，迅速控制了对岸渡口，并相继缴获了４条大船。

　　刘伯承兴奋地电告军委：皎平有船只６艘，每日夜能渡１万人。

　　张绍学说，后来红军又找到一条打鱼船，这样就有了７条渡船。

　　蒋介石和龙云万万不会想到，为了一口大烟，他们丢掉了一个渡口。而对于几个月来一直寻机北上的红军来说，则走活了毛泽东所说的“最关键的一着棋”。

　　抢 渡

　　“敌军飞机天天在江面上低飞侦察，局势非常严峻。”杨世林说，抢占了上游龙街渡的红１军团和下游洪门渡的红３军团，都因船小水急，渡江未能成功，狭窄的皎平渡成了红军唯一的生路。

　　红军来到渡口时，张朝满２３岁，家中兄弟６人都在金土司家当船工。去世前１０天，老人在金沙江畔的家中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红军找到了我大哥张朝寿，给他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要让穷人过上好生活’，并请他帮忙渡江。”张朝满回忆，“后来，我们在当地找来３０名船工，加上我们兄弟，总共是３６人。每船６名船工，３人一班，来回划船１０次，人歇船不歇。”

　　“大船可渡６０人，小的能渡１１人。”张朝满说，有些船已破烂，水不停从船底浸入，每次来回，都要将船中水倒入江中，才能复渡。

　　而就是这７条破旧船只，承载起了２万红军的命运转折，也承载着中国革命的前途。

　　“红军纪律非常严明，渡江指挥部规定，多一人不行，少一人也不行。”张朝满清楚地记得，“刘伯承拄着拐杖，就站在江边的‘龙头石’上指挥，渡江快而不乱。”

　　“我们连日连夜划呀划呀，手臂划肿了，脚也站酸了，可是精神上无比愉快，老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张朝满说，尽管红军当时给养困难，还是杀猪宰羊，优待船工，“红军喝粥，我们吃肉，每天还发５元工钱。”

　　５月５日，军委纵队渡江完毕；５月７日，红３军团渡江完毕；５月８日，红１军团渡江完毕……

　　“主力红军能够安然渡江是与‘铁屁股’后卫分不开的。”徐焰说，毛泽东在赴皎平渡途中，经过禄劝县石板河时，看到这一带地形险要，又是追敌必经之地，即决定红５军团在这里布防阻敌。

　　５月６日，向皎平渡急追的国民党先头部队一个师遭到红５军团痛击，止步不前；５月７日，追敌一万多人蜂拥而来。

　　时任红５军团机枪排排长的黄家祥回忆说：“我们一直坚持了５天，阵地仍坚如磐石！”

　　完成掩护任务后，红５军团迅速脱身，于５月９日顺利渡江。

　　至此，２万多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

　　“第二天，国民党大队人马才赶到南岸，渡江船只已被红军全部凿沉炸毁，他们只好望江兴叹！”８９岁的杨世林对７０多年前那戏剧性的一幕记忆犹新。

　　与血染湘江的惨痛教训相比，从容飞渡金沙江对已经征战了万余里的红军将士来说，留下的更多是轻松幽默的印记。

　　黄家祥回忆：“渡江后，我们在会理观看了军团政治部‘猛进文工团’演出的话剧《一只破草鞋》，辛辣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被拖得丢盔弃甲，而所得到的只有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

　　(新华社成都９月１３日电)